我看了看小雨，她站在院子里，正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。

走近一看，是道数学题——她自己想出来的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她不是厌恶学习，她只是厌恶那种被压榨到窒息的感觉。

我们最终决定回北京，但不是回到原来的学校。

我辞掉了夜班出租车的工作，在郊区找了份白天开车的活儿，虽然挣得少点，但至少能每天接小雨放学。

新学校不算顶尖，但老师不会在家长群里发“今日作业量排行榜”，也不会在周末加课。

小雨的成绩中不溜秋，但她开始对天文感兴趣，每天晚上趴在阳台上看星星，笔记本上画满了星座。

教导主任后来在菜市场碰见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老张啊，孩子的前途可不能耽误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回家的路上，小雨问我：“爸，我以后能考上好大学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，但至少你现在能睡够八小时。”

她笑了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但不再像从前那样佝偻着。

回京第三个月，我在小雨书包夹层发现一张皱巴巴的奖状。


鸣撕开夜色时，后视镜里闪过教导主任气急败坏的脸。

后备箱里的教辅资料正在夜风中纷飞，活像群折断翅膀的纸蝴蝶。

小雨突然摇下车窗，把数学练习册一页页撕碎抛向夜空，雪白的纸片掠过霓虹灯牌，上面印着的
旁边是教育局的代表。

家长们分坐两边，像两军对垒。


星特朗望远镜，附带的纸条上写着：
见自己扭曲的脸。

14:37分，天空像被按了暂停键。

我翻墙进学校时，日食已经开始。

教学楼所有窗户都变成了发光的矩形，只有天文台的圆顶敞着——小雨和三个孩子挤在望远镜前，镜头盖都没摘。